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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裏的湖北之最 】 青年導師惲代英的多個“之最”

【黨史裏的湖北之最 】 青年導師惲代英的多個“之最”

緬懷革命先烈,汲取前行的力量。

與青年人共勉

1913年,18歲的惲代英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預科,攻讀中國哲學。4年後,他參與創辦了武漢第一個進步團體互助社,旨在“群策群力,自助助人”。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他編寫、散發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嗚呼青島》等傳單,並組織學生上街遊行和集會。迫使湖北督軍向北洋政府和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去電,要求拒絕簽字。

1920年2月,惲代英和林育南等創辦了“利群书社”。書社經銷《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和《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當1921年,得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後,惲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

最早提出青年運動必須與羣衆相結合的領導人之一

惲代英是黨內最早提出青年運動必須始終走與羣衆相結合的道路這一觀點的領導人之一。早在1922年,惲代英就在《爲少年中國學會同人進一解》中明確提出:“羣衆集合起來的力量,是全世界沒有可以對敵的。”

“他們要是革命的,便不應離開羣衆。他們果真爲革命工作,便應鑽到羣衆中間去,去和羣衆融洽起來,探知羣衆的生活、習慣、心理及要求。我們與羣衆發生了密切關係,羣衆才能相信我們,而且我們纔能有把握地宣傳羣衆。這樣革命工作,纔能有基礎,才能成功。”

他進一步分析說,羣衆的力量是發源於本能的衝動,因此有盲目性。青年應該懂得羣衆的心理,爲羣衆提供理性智慧的指導,走與工農羣衆相結合的道路。周恩來在《學習毛主席》的講話中提到,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在城市搞工人運動時,惲代英就建議毛澤東“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搞一搞”。

最早認識到武裝鬥爭重要性的領導者之一

惲代英也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認識到武裝鬥爭重要性的領導者之一。

早在1922年9月,他就提出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

1923年6月,他提出“民主革命仍必假军队与群众之力以成功”。

在黃埔軍校工作期間,他又提出:“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樣是有負黨軍責任,都同樣是有負於黨、有負於全國矚望我們的被壓迫的勞苦工農”。

惲代英強調軍隊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努力使他做成人民的军队”。他要求每个学员区队中加设一个指导员,“代替政治部做工作”,这实际上都为中共“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等原则奠定了基础。

最早強調紀律、又重視監督的領導者之一

惲代英認爲,要維護主義的堅決貫徹執行,則非加強紀律不可。“假令我們的黨員是有紀律的,一箇中央部的命令下來,幾萬的黨員便可以同時活動,他們便有能力號召幾十萬乃至幾百幾千萬的民衆;這樣,爲什麼怕全國一致的革命不能成功?”

惲代英主張,紀律的維護要靠嚴密的制度和監督。“谁亦不能担保他的同志‘不卖’,而且不能担保他自己‘不卖’;然則怎樣呢?只有把黨的紀律嚴整起來,把下層階級宣傳組織起來,使他們知道革命的真正意義,使他們能夠爲自己的利益監督領袖的行動,打倒一切‘出卖’救国事业的机会主义家。”

惲代英心底坦蕩地說:“要问我亦会有时‘出卖’救國事業麼?我決不昧着良心嘴硬,我每到沒有監督裁製力的地方,便總有些自己把握不住,所以我爲要保證自己‘不卖’,亦只有努力求黨的紀律加嚴,下層階級監督力量的發展。”既強調紀律,又重視監督,在黨的早期領導人中,惲代英的這些認識是難能可貴的。

惲代英與就義詩

惲代英是敵人切齒痛恨的共產黨人。早在黃埔軍校,惲代英便被蔣介石認爲是“黄埔四凶”之一。因此把他作爲重點搜捕對象。1930年5月6日,惲代英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獄中,惲代英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堅貞不屈,1931年4月29日被殺害於南京,時年36歲。死前,他在獄中留有就義詩一首:“浪跡江湖憶舊遊,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擯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大革命前後的青年學生們,凡是稍微有些進步思想的,不知道惲代英,沒有受過他的影響的人,可以說沒有。”現代文學家郭沫若曾這樣回憶惲代英。周恩來總理則說,“惲代英永遠是中國青年的楷模,他的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來源:學習強國-湖北學習平臺